2015 年經濟學諾獎得主 Angus Deaton 的研究貢獻能讓政策制定更好嗎? | 知乎問答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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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經濟學諾獎得主 Angus Deaton 的研究貢獻能讓政策制定更好嗎?

2017年07月08日 知乎問答精選 暫無評論 閱讀 37 ℃ 次

【慧航的回答(14票)】:

當然是可以的。

在昨天的這個回答:如何理解 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ngus Deaton 的學術成就? - 慧航的回答裡,我介紹了Deaton在需求系統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在答案裡面我提到,Deaton的這項工作使得度量消費者福利成為可能。那麼,當一項政策施行之後,就有可能使用這個工具對消費者的福利進行度量。當然,由於這個結構模型中參數的政策不變性,在政策實行之前通過這個模型給出政策潛在的福利影響也是非常可能的。

這裡可以介紹一個沒有那麼老的例子。

1994年關貿總協定(GATT)在有關專利的問題上達成了最終一致,並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隨著TRIPS的簽訂,GATT也隨之由新成立的WTO而取代。

TRIPS的宗旨在於國際之間有關專利的保護。然而在此之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保護情況非常糟糕。比如在印度,藥物的生產過程是被保護的,然而藥物的成分卻不受專利保護。由於發展中國家糟糕的貿易保護情況,WTO允許發展中國家推遲10年,即到2005年全面實施TRIPS的各項規定。

那麼問題是,如果TRIPS一旦生效,對印度國內居民的福利水平會有什麼影響?拋開法律等問題不談,這個協議的實施至少有兩方面的影響:

  1. TRIPS一旦生效,產品價格,比如藥物的價格會大幅提高,進而對國內居民的福利水平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2. 而另一方面,藥物(比如抗生素)經常有替代品,廉價替代品的存在將會減少TRIPS帶來的福利損失。而國外醫藥廠商由於價格提高而獲得的盈利又可以支持醫藥廠商的研發,不斷推出新藥,從而提高居民的福利。

所以這裡爭論的關鍵就劃歸為: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對藥物需求的彈性是怎樣的?替代彈性是怎樣的?由於藥物價格提高而帶來的福利損失與廠商利潤增加而導致的福利提高究竟誰高誰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Chaudhuri, Goldberg和Panle Jia的文章《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global patent protection in pharmaceuticals: a case study of quinolones in India》估計印度在醫藥方面施行TRIPS的福利影響。

首先,作者使用了Deaton的AIDS模型,設計了一個兩層的AIDS系統,消費者首先從選擇抗生素的種類,比如奎諾酮類、頭孢菌素類等,再從這些種類的抗生素中選擇具體的抗生素。

而一旦估計除了AIDS模型的參數,可以計算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麼根據markup rule:

就可以計算出生產者的邊際成本。就可以計算出生產者的邊際成本。

有了以上的準備,那麼一旦TRIPS生效,沒有專利的企業將會推出,根據AIDS的參數以及廠商的邊際成本,可以計算出新的「反事實」的均衡價格。而有了均衡價格,就可以計算出企業利潤的變化以及補償變化(compensating variation):

其中E為支出函數,而補償變化為消費者福利的一個度量。其中E為支出函數,而補償變化為消費者福利的一個度量。

具體的數據和估計過程由於略複雜在這裡暫時略去。我們來看一下結論。根據他們的計算,由於TRIPS的實施而導致的印度國內福利的損失將達到4.5億美元,而其中只有不到11%的損失是由於印度國內企業的利潤損失。因而TRIPS的實施可能對印度本土的醫藥產業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隨著一些藥物出於專利的原因在在印度國內不能購買,那麼消費者最終會選擇替代藥物,而這樣會增加國內藥品的價格,進而增加國內醫藥廠商的利潤。

而與此同時,國外醫藥企業由於TRIPS的盈利可能只有5千萬美元左右,這個效應非常的低,似乎對於這些醫藥企業的創新不太可能有顯著的影響。因而最終TRIPS生效的結果就是印度的消費者損失了大量的福利。

以上是使用Deaton的AIDS模型作為政策評價的例子。可以想像,如果沒有Deaton的貢獻,以上的對政策的研究,特別是在政策施行之前對政策效果的評價將沒有可能。因而從這一個層面來說,Deaton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參考文獻

Chaudhuri S, Goldberg P K, Jia P.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global patent protection in pharmaceuticals: a case study of quinolones in India[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3.(aueb.gr/crete2005/Paper

【張健的回答(4票)】:

謝邀。

當然有。

比如那個最具代表性的艾滋病模型……啊,不對,叫AIDS模型,這個模型的最大意義是,將以前理論經濟學中虛無縹緲的需求量與實證分析結合起來,因為這個AIDS模型,實證分析和經濟學理論才可以完美契合。也因為AIDS模型的漂亮,讓現在需求分析都用這個模型,無論是企業也好,還是政府也好。

從國家發展政策來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食物。食物需求牽涉兩個方面:質量營養。在做家庭消費實證分析的時候,對於一種產品,比如大米 (包含了各種大米),只知道總支出和總重量,所以我們只能得到單位價值,這混雜了質量和價格。Deaton通過一個非常簡單的假設,巧妙地分解了質量和價格。這不僅糾正了質量對需求系統參數估計的誤差,也單獨得出了質量指數。

現代經濟學的核心是消費。貧困和不平等的分析一般都是從消費維度來進行的。如果很好地理解了消費,那對貧困和不平等分析,只是一個不複雜的應用而已。Deaton除了關注窮人的食物和營養需求之外,更關注老齡化,健康,以及性別歧視等因素對不平等的影響。尤其是他從簡單的恩格爾係數為出發,假設相同的收入和相同年齡結構的家庭應該恩格爾係數相同。如果恩格爾係數不同,這就是由於家庭性別結構差異造成的,這就是性別歧視。這樣的方法已經成了分析性別歧視的基本工具。

對於國際扶貧來說,需要一個國際可比較的貧困線,這樣才可以協調製定國際減貧政策。但是,跨國比較牽涉到了一個價格指數。Deaton認為通過PPP(購買力評價指數)計算,然後由政治家以美元為標準劃定一個國際統一貧困線,這會造成很大的政策偏差。因為,各國的消費結構差異很大,消費結構差異很大的國家之間沒有可比性。他提出的方法是:直接問當地的消費者,多少支出算窮人……雖然看起來很low的方法,但漂亮且實用,這就足矣。

Deaton的方法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已經廣為應用到各國(包括中國)的需求、貧困、不平等、歧視、以及福利等問題的實證分析中去了。據不完全統計,用AIDS模型研究中國食物需求的文章,就已經超過了100篇。當政策制定者對於食品消費需求、福利需求等有更加清楚明白的瞭解後,他們做出的決策自然比沒有瞭解這些問題之前要合理得多。

【Orz輝的回答(7票)】:

有句話說:「真羨慕那些能讀懂學術原著的人,我就能聽懂學術八卦」——沒錯,我說的。。。我想大部分人是理解不了迪頓學術貢獻的,下面我就結合中國的發展提下迪頓學術研究的影響。

首先,肯定是迪頓關於需求(消費)的研究。消費研究是經濟學的最基礎領域。從凱恩斯到弗裡德曼,他們的最重要研究都是基於消費的,迪頓也在此領域有重要貢獻——「迪頓悖論」。我們知道凱恩斯倡導經濟刺激,其基於的理由是流動性陷阱假設,也就是在經濟危機時人們基於對未來的悲觀,會停止消費和投資。

請注意,在這裡消費和投資時等價的。也就是說,政府想要刺激經濟,無論是興建大型工程,還是減稅補貼百姓生活,結果應該是一樣。後來,弗裡德曼等人提出持久收入(人生週期)等消費函數,也就是說人是依據人生收入的波動和預期收入平滑消費的,不會因為經濟週期削減太多收入,也不會因為突然的補貼而增加收入。這套理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說明經濟危機時,假如存在流動性陷阱,很難直接刺激消費,因為刺激消費計劃往往是短期的收入波動,但這不足以證明經濟刺激的主體應該是投資,而不是消費——但人們還是普遍這樣認為。

後來迪頓對這一系列消費函數進行了檢驗,發現實際上短期的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比持久收入消費預計的還低,這就被稱為「過渡性平滑」,因此這就說明刺激消費比刺激投資的可行性更弱了。我們思考下,08左右的開始的「家電下鄉」等經濟刺激方案,會對刺激經濟發展有效麼?無效。實際上,林毅夫等人提出的刺激方案是改善農村供水排水、電力變壓等方法,而這些方案並沒有實施,國家推行了更利於家電利益集團和底層官僚尋租的舊家電更換計劃。相比於林毅夫方案可以持續提高農民收入,後者可想而知。再比如,根據陸銘的研究,城市移民(農民工、大學生)的消費比率比城市人低近20%,因此如果08年左右我們選擇4萬億投入到消除戶籍政策背後的教育、醫保、社保、公積金障礙,是不是對消費的刺激會更優?

其次,迪頓關於印度貧窮的研究。迪頓研究印度的貧困後指出,印度的貧困問題的確改善了,但另一方面人們對貧困又過於樂觀。實際上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比如去年大家嘲諷台灣主持人說中國人吃不起茶葉蛋,不瞭解大陸國情。網民顯然對中國現狀過於樂觀了,我在是否應該取消對窮人的補貼和福利以激勵他們上進? - Orz輝的回答的問題中說了,中國真正的窮人是在網上無法發生的,他們是被時代拋棄的群體。

根據李克強的發言,中國現在還有2億貧困人口,也就是說中國還有2億人人均日收入低於2美元;根據國家扶貧辦的發言,中國有7000萬貧困人口,依據的標準是年收入2300元。台灣的茶葉蛋賣價在10元左右,試問日收入16塊錢的人,真的吃得起茶葉蛋麼?所以實際上大陸有2億人真的吃不起「茶葉蛋」的。其實我覺得這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買大陸的茶葉蛋都比較勉強。

對中國現狀的盲目樂觀,對中國貧困的無知,造成中國政策的荒誕性,比如推行最低工資標準。在中國這樣的二元制國家,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就會有大量的收入增長,城市就業機會的減少,自然帶來貧困率降低緩慢。實際上,根據西南財經大學馬雙等人的研究,中國的最低工資每提高10%,造成貧困人口的就業機會減少0.6%,也就是最需要增加收入貧困人口卻變相失業了。

最後,迪頓關於幸福性的研究,是中國治理恐怖主義的線索。無論網絡還是大眾,普遍對宗教充滿成見,比如認為伊斯蘭教是惡的,基督教是好的,卻從不去思考人們為什麼信教,宗教在暴力行為扮演的角色。之前,人們普遍認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暴力犯罪比較少,而實際上根據迪頓的研究,美國南部的兇殺案頻率更高。同時有趣的是南部地區的心臟病、癌症發病率更高。

我們習慣上把宗教分為好的和惡的,也就是說宗教促使人們對同樣的事物做出不同的反映,而惡的宗教使人們傾向於暴力。實際上根據鄭風田的研究,不同的宗教對人們含冤情緒的影響並不顯著。類似於迪頓發現基督徒一樣有很強暴力傾向,鄭田風研究中國發現並不是不同的宗教使得人們傾向於暴力,而是不同的少數群體被政策歧視,於是選擇信仰宗教,而之所以選擇信仰宗教,是因為宗教組織可以帶來抗戰的組織成本降低。

那麼中國的恐怖主義群體在抗爭的本質是什麼?經濟學很早就提出宗教是人們應對風險一種組織,因此宗教信仰的虔誠程度和風險波動正相關,那麼我們可以推測中國容易滋生的恐怖主義的伊斯蘭教群體成本著更高的風險成本。我們知道金融業是平滑風險的產業,那麼銀行、保險、證券的發展可以有效的降低恐怖主義。實際上根據研究正是這樣,根據研究信貸的可獲得性會使得宗教的委身性下降80%。我們知道中國的金融市場存在剪刀差,銀行從農村獲得低廉的存款,然後放到城市。新疆等地城市化率低,企業數量少,自然居民獲得的銀行業支持就很少,那麼這些地方的宗教委身率就很高。因此可能是中國不合理的金融政策,已經對少數民族金融發展的忽視,比如我想沒幾個人知道穆拉巴哈制銀行,加劇了新疆等地的恐怖主義滋生。

標籤:-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2015年諾貝爾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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