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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失調者沒有強烈的外部理由去做一件事,為什麼會尋找內部理由而不是直接拒絕做一件事?

2018年01月18日 知乎問答精選 暫無評論 閱讀 38 ℃ 次

【清流的回答(21票)】:

認知失調只是一種表徵,是一個人的多種認知互相之間不協調的現象,但是認知失調的原因卻不一定在認知上,企圖完全用找邏輯理由的方式理解他們的行為通常是行不通的。

例如你舉的越戰軍人憎恨受害者的事例,其實質可能是當事人自身的價值觀事實上不能接受自己殺害小孩這個事實,產生的是自恨和羞愧,而仇恨和羞愧對一般人來說都是非常難面對的情感,為了逃避面對這種情感,當事人很容易將自身感覺向外投射,即明明是自己的卻當作是別人的(這種情形幾乎在每個人身上都發生,比如自己犯錯的人更容易指摘他人的錯誤)。面對不了對加害者(自身)的憎恨,投射出去就變成了對受害者的憎恨。另外,越戰這個案例本身其實更加複雜,因為一般軍人出生入死回國好歹也是鮮花錦旗,越戰軍人回國由於當時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是被老百姓夾道打老鼠一樣罵的,這種反差軍人很難接受,必然會在周圍找發洩對象,越纖弱的對象越容易被選中洩憤(風險低),已知的受害者顯然是個好靶子。

至於軍人為什麼在違背自身價值觀時候仍然會去做,甚至持續做,這就不是單純個體心理的範疇(認知失調是屬於個體心理的範疇的),而牽扯到與群體心理的互動以及所在環境了,當然就更不能單純從當事人的理性思維過程自身去解釋。首先軍人的訓練和一般人就是不同的,他訓練出來的價值觀有一部分就是「服從是天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服從命令殺死敵人並不和它們的價值觀完全違背;軍法也是一方面,從人的生存需要角度考慮,抗命很可能導致降職甚至軍法處死,那麼滿足人的生存本能角度也可能講通;另外人是社會動物,很多軍人都是青少年,正處在通過所在團體確定自身認同的階段,在面對同儕壓力時候他們一般意志比較薄弱,如果大家都做了,很可能自己也會去做;最後軍隊和戰場本身是一個不同於日常社會的社會環境,如果你看過斯坦福監獄實驗(社心裡非常著名的實驗),就應該很理解環境可以急速改變人的行為這一點,一般槍都拿不穩的人上了戰場也能殺人多是這類原因。而這些人在退伍之後,由於面對的群體、社會環境根本不同,產生的心理落差也是不可小覷的。

【老官的回答(6票)】:

清流的答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而且回答得相當全面,結合了當時社會心理。我僅從一個簡單方面做一點點補充。

我們都知道,認知失調是一種認知和行為不一致時產生的狀態,它會帶來不適感和自我否定,為了減輕這種狀態人們大多會選擇改變自己的態度,來適應行為。

實際生活中的認知失調通常存在著一些外部原因。我們通常會以為,外部的原因可以成為我們認知失調的主因,離開了外部環境的壓力,我們認知失調的壓力也會隨之減輕。但事實上,恰好相反。

如題目中所說,軍人為服從軍令槍殺幼童,這行為本身違背了軍人的價值觀,產生了失調。這時軍人可以用「我不得不服從軍令,因為如果違抗會被懲罰」來說服自己,這種情況下,軍人本身對受害人的看法不會有太大改變,因為他能夠借助外在理由來將自己的行為和自己的態度割裂開,從而保全自己的態度。但是如果外部的壓力減弱,比如違抗軍令不算犯法,只會降級處分,那麼此時軍人的行為就帶有相當的自主性,而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槍殺平民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槍殺他們並不是因為軍令如山,而是因為平民們真的有罪。這是因為外部原因不能再成為代償理由,軍人無法再將自己的行為與態度區別開來。

舉一個俗氣的例子,兩個男人同時追求一個女子,一個富人一個窮人,富人運用手段脅迫女子與他結婚,否則要讓她失去工作,女子選擇了富人,此時她有足夠的外部理由來平衡自己認知與行為上的不一致:「我嫁給這個人是因為他逼迫我,並非是因為我愛他。」在此情況下,人較少陷入失調狀態。她對該男子的態度也很難發生改變。而另一種情況,富人在女子面前盡力展現財力,女子因為拜金決定結婚,此時女子擁有相當的自主權,不受外界壓力影響,她並不愛這個男子,卻又決定嫁給他,這樣的狀態容易引發認知失調,導致一定程度的焦慮。而為了減輕這種焦慮感,她有可能會告訴自己,「他這個人也是挺可愛的,有很多優點,我是愛他這個人的,不是只看上了他的錢」,並努力對丈夫投入情感,以達到認知一致的目的。

【方浩磊的回答(2票)】:

樓上 @清流@陳諾 的回答都沒有直擊要害。我來全面的作答一下

樓主的提問看似嚴謹,其實不然。

1, 「認知失調」是個現象,不是把人分為「認知失調者」和「認知不失調者」的標籤。

2,認知失調現象是在有兩個不同認知有衝突的前提條件下發生的。理解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思想與行為不一致是a priori,不是a posteri. 因果關係要分清。同時這個dissonant要相關

比如作為軍人只有服從和不服從是相關的cognition,服從和是否違背道德約束並不是相關的。

3,解決認知失調的方法並不僅僅是找內部理由一種。以Harmon-Jones & Mills (1999) 為例,列舉了三種應對認知失調的方法:

a),減少dissonant condition

b,增加consonant condition

c),增加consonant condition的重要性/減少dissonant的重要性

以軍人例子來說,樓主假設的認知失調情況是這樣的:

【因】兩種衝突的cognition是:1,殺小孩是不道德的;2,我已經殺了小孩

【果】這個情況下,認知失調的軍人,通過上述a)/b)的方法只有一種,即「我」 認為我只是在服從命令而已,來減緩殺了小孩的良心譴責和焦慮。而不能讓小孩復活來增加consonant。

另外通過c緩解的方法也只有一種,即:道德標準都是扯淡/殺小孩沒什麼大不了的。

在這樣的

【因】下,軍人是沒有拒絕命令的選擇的。

但樓主的問題情況卻是這樣的:

【因】衝突cognition是:1,我是軍人(我要服從命令);2,我不想服從命令

【果】為了緩解這個衝突,人其實是有選擇的。

通過a/b方法: 不做軍人了!當逃兵/直接拒絕服從命令

通過c方法:這個命令很重要,必須執行/不服從命令也無所謂

在這種情況下,軍人的確有拒絕這個選項來抑制認知失調。但至於選擇哪個,則超出了認知失調本身能解釋的範圍了。可以從服從權威(conform to authority)角度切入分析。

所以樓主的邏輯並不清晰,這個問題也只能解答到此。

其實Festinger當初並沒有認定解決認知失調一定是找理由,而人們往往會選擇找理由這個簡單高效的解決辦法。

比如吸煙者知道吸煙有害,拒絕吸煙也是解決認知失調的一個方法,只是實踐起來遠不如給自己找借口容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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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足矣回答樓主問題

當然了,認知失調發展了近60年,對於其批判和修訂也有不少,建議多閱讀吧。我推薦一個早期的閱讀

socialemotiveneuroscience.org

這個也是我的reference。現在cognitive dissonance沒當年那麼火了,新研究我也不熟悉

標籤:-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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