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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的二戰的反思不夠到位?

2018年10月18日 知乎問答精選 暫無評論 閱讀 4 ℃ 次

【知乎用戶的回答(40票)】:

按照一般提問,大概會說應該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但這個問題上反倒沒有必要,因為的確日本對戰敗的反思停留在「認輸但不認罪」這種程度,這點在東京審判的時候表現的最為明顯,日本軍官不論軍銜高低,對戰爭的殘酷性和危害性給別國人民帶來的損失嚴重地考慮不足,最近幾年對篡改歷史和否認侵略的行為也為數不少。

日本當代文學中和二戰相關的作品為數不少,大部分主題並非反戰,但也並非缺少反思,而是主導的作品當中反戰並非反對侵略戰爭,而且反思的立場不太合適,日本的文學作品多數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描寫帶來的殘酷,戰時經濟匱乏給本國民眾造成的不便與感情扭曲的描寫,主要包含兩個內容:

  • 對戰爭殘酷的揭露
  • 對核戰爭、核武器的反對

也就是說,日本的反戰,反的是給自己帶來帶來諸多不便的戰爭,反思,反的是為何給自己帶來苦難的戰爭,這是問題的根本,而且加上在反戰當中又混雜了對侵略戰爭的美化描寫和對部分軍國主義分子招魂祭祀似的文章,使得日本的反戰更加撲朔迷離。

日本自從進入中世紀來,武家政權領導執政,帶來的結果是日本相對來說更加尚武,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當中又提出了「和魂洋才」這種主張,和清廷的「中體西用」一樣,精神方面保持不變,後來火器傳入,因為富國強兵和技術上的西化有直接聯繫,所以被排除在外的文人墨客,在長期被排擠的情況下,原有的民族主義變成了非常偏激的民族主義,加上幾場戰爭的勝利,逐漸演化成了後來的南進論、北進論,當時的謝野晶子就因為一首不願意讓弟弟參軍的詩飽受非議(但她也發表過歌頌侵略軍隊的顛倒黑白的文章),但是,依然是停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待侵略問題和反思侵略。

日本戰後最有反戰意義的作品應當是《二十四隻眼》,但這種作品不多,類似如今廣為流傳的《螢火蟲之墓》這種作品就顯得異常曖昧,一方面有對日本專制統治和侵略戰爭的批判,一方面又有故意模糊戰爭侵略性質的嫌疑,主人公皆是日本士兵,處境悲慘,催人淚下,但可惜的是這類作品和反思都是「私小說」,脫離了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

這點一直持續到現在日本的各中藝術作品當中。

而隨著反思崛起的另一方面是原爆和所謂的日本受害論 (但話說回來,沒有原爆,日本會死更多的人),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汗牛充棟,但這些文章的落腳點依然是本國民的不幸,幾乎全部是從被害者角度的記錄,至於自己為何遭此橫禍,卻不思一二,這點村上春樹總結的相當到位:

"今天的日本社會儘管戰後進行了許許多多重建,但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歸根結底,日本最大的問題點在於:戰爭結束後未能將那場戰爭劈頭蓋腦的暴力相對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現,以非常曖昧的措辭改口聲稱『再不重複那樣的錯誤了』,而沒有人對那架暴力機器承擔內在責任,沒有認真地接受過去。」

從謝野晶子到小林多喜二到壺井榮,反戰的出發點一直是自己的立場,有為自己的弟弟擔心,也有為自己的送上戰場的學生的內疚,但少有人從加害者的角度去審視戰爭,閉口不提自己所為甚至顛倒黑白,而對所謂「侵略者」給自己帶來折磨的文章如過江之鯽,以這種目光去審視作為實際上的加害者的日本軍人,根本不可能看見受害者的痛苦和傷害。這種不反對侵略其他國家戰爭,只反對對自己不利因素多的戰爭的表現後來被總結為「反對戰爭的失敗」或者「反對失敗的戰爭」。

並且這種模糊侵略戰爭和反侵略戰爭的行為還一直在出現,如今說起二戰,幾乎直接性的反應就是「日本是受害者」,也有人提出「首先要祭奠本國包括士兵在內的戰爭死者,然後才能哀悼2000萬亞洲死者」,有這種思維,能進行何種程度的反思也是顯而易見的。

政客不必多言,這些作家對日本戰爭和戰後社會體制的認識是有相矛盾之處,這些問題主要來源於日本為了侵略需要,建立一個類似總體戰的全體國民參加的體制,而不符合需要的作家,要麼死,如小林多喜二,要麼」轉向「,這個轉向是專有名詞,代表放棄之前的反戰反法西斯立場,安心當御用文人,後來又出現「筆部隊」,大批作家被派到中國戰區,而當時日本的一些團體,比如文學報國會,這個團體是政府的附屬機構,幾乎所有日本作家都加入,戰後這批人依然又活躍在文壇上,到後來,戰爭後成長起來的作家,比如大江健三郎的認識就要略微全面一點。

這種特性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日本的君主是國家和民族的象徵,而戰時軍部將日本君主和制度以及侵略主張相結合,所以想讓日本民眾在短時間內有這樣的思想轉變,非常困難,日本可以為了他們的君主抵抗到最後一個人,也可以因為他們的君主而無條件投降,雖然日本國民經過戰後改造認識到了戰爭的罪惡,但參戰是響應君主的號令,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矛盾,而後來的為侵略辯解、模糊淡化掩蓋侵略罪責的意識就是源於這個矛盾,而日本君主在自己的玉音放送的過程中,也沒有表現出對他國罪責一絲一毫的羞愧或是道歉,而當時當局者也沒有處理好,試想一下,一個對外發動侵略戰爭20餘年的君主都免於承擔戰爭的責任,那麼作為一個普通的國民,你會考慮自己的責任麼?

戰後日本被改造,頒布和平憲法,日本實際上成為了美國的變相殖民地,由於民族自尊的考慮,日本的民族意識再次增強,以民族主義的思維看待強加於己的改革,這種複雜的心態,給日本的戰後反思又帶來了一絲的陰影。

【王軼群的回答(14票)】:

日本對於戰爭的反思問題,一直是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在安倍內閣上台後,日本政府的**言論越來越多,關於日本對待二戰的態度又一次成為了中日兩國關注的焦點。

與世界上的眾多民族一樣,日本也有自己的創世神話。傳說中的萬神之神是天照大神,整個日本都處於他的庇護之下,而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後代,在人間領導日本人。然而與其他民族不同,日本沒有發生過異姓革命,二戰時期的裕仁天皇在他們的紀年中是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因此日本人有很強的「萬世一系」的理念,這個「系」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神祇。此外,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匱乏,可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外族征服過,甚至連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也吃了敗仗,這使得日本的文化中存在很強的「天祐日本」的心理,而「天」在凡間的代表就是天皇。

在《菊與刀》中,作者將日本人的文化歸結為「恥辱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表現就是對等級的服從。尤其是在明治維新時期,大規模發展的國民教育中代表著民族主義、軍國主義「蒙恩忠君」「神道權威至上」的思想成為了主要內容之一。其在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忠」、「孝」基礎上將神國觀念相結合,將對天皇的「忠」根植於國民的意識中。這種「忠」很多時候已經變成無意識,在桑索姆的《日本:文化簡史》中他認為:「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他們不想解決這個問題」。在需要服從的權威面前,善惡有時可以讓步。

基於種種原因,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神話的地位。二戰前雖然許多民眾從未見過天皇,甚至沒有聽過他的聲音。然而一旦傳來了天皇的命令,每個人都必須堅決地執行,這種思維已經根植於普通人的腦海中。

當然,天皇帶領下的日本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853年美國的佩裡將軍打開了日本的國門,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本人很快意識到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1871年派出巖倉使團出訪,進而開啟了現代化之路。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建立了一批新式企業,同時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人才,最終在二十世紀初成為了亞洲首屈一指的強國。

但是,日本人向歐洲瘋狂學習的時期正好處於帝國主義瘋狂擴張時期,歐美列強在全世界搶佔殖民地,為了本國的利益肆意侵略其他國家,某種程度上就連日本也是被類似方式打開了國門。諸強在處理國際問題中對自己有利就操縱國際規則,對自己不利就直接使用武力,在外交中毫無平等和道德可言,這些都在影響著日本人的心理。與日本歷史相仿的德國,則是軍國主義的典型代表,靠著武力與強權完成了獨立並且搶奪地盤,而這種邏輯也被日本人所欣賞,並最終成為了整個國家學習的對象。先前提及過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因此在文化中就有一種很強的危機意識,強調日本民族的發展是外向型的。而明治維新時期,兩種思想碰撞融合,就有了日本的擴張的策略,在大多數普通人心中武力擴張是日本發展必須要選擇的邏輯,為了民族的發展對外侵略是理所應當的。

戰爭本是一件邪惡的事情,可是在戰爭過程中甚至解釋後許多日本人並沒有覺得自己犯下了錯誤。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執行天皇的命令,是在盡一個臣民應盡的義務,至於天皇本身會不會犯錯那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或者說天皇本身就是不會錯的。另一方面,在許多人的腦海中對外侵略是一種正確的發展邏輯,因為西方列強一直是這麼做的,日本現狀也是這樣要求的,而自己也是一直這樣學習的。很多日本人不理解過去西方國家也是同樣的方式對待亞非國家,可日本人用同樣的方式對待鄰國就是錯誤的。

而戰後,許多日本人的思維並沒有被完全扭轉。

戰後日本被美國單獨佔領,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出台過很多措施進行改革。1946年1月美方敦促天皇發佈《人間宣言》,否定了天皇的神性地位;1947年美方主持修訂的《日本國民憲法》出台,在法律上規定了主權在民,徹底剝離了天皇和國家主義的關聯,事實上規定了天皇只能作為國家的象徵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天皇在戰後被拉下了神壇,但是日本國民幾千年來對於天皇的迷信並沒有被完全清除。一方面,這種長時段文化傳統的改變需要時間;另一方面美國所進行的改革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在1945年9月22日公佈的《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中》提及美國佔領日本的目的,「一為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不再成為世界安全與和平的威脅;二是建立尊重美國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負責的政府。」由此可見,相對於四大國對德國所採取的的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工業化和民主化的改造,對日本的改革是不夠徹底的。首要的就是天皇問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二戰期間天皇參與到日軍許多具體的決策中,而日本國民對於天皇的瘋狂迷信也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蘇聯和英國方面看來將日本人民從對天皇的崇拜拉回到現實中是亟需解決的問題,天皇應當被列為頭號戰犯。美國人最終選擇了保留天皇制並且沒有對天皇問責,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若將天皇列為戰犯進而廢除天皇制會觸及到日本的文化根基,引起日本人強烈的不滿與反抗,非常不利於美國對於日本的管理。雖然將天皇的神聖地位否決了,但保留了天皇制就不能夠徹底肅清日本民眾腦海中的「忠君」思想。即使是日本國內那些反戰的人,大多數也沒有將人民對於天皇的崇拜與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明確地劃清界限,他們也不認為天皇應當為戰爭負責,需要負責的只是為天皇服務的一些軍人。這是部分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理解有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天皇以外,甚至連諸如岡村寧次在內許多重要戰犯都沒有得到清算,有些戰犯還被供奉在**神社內。從日本的角度出發,戰爭時期為國捐軀的軍人可以提升國民的愛國精神,然而這種做法卻忽略了對於戰爭的認識問題。對於普通民眾來講,天皇以及軍政界高層決策者大多數並沒有得到嚴厲的懲罰,有的還得到了精神上的褒獎,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戰爭的罪責其實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領袖們沒有被追究責任普通人就很有可能為自我開脫了。

這種心理隨著五十年代後期愈發明顯,並且有了進一步發展。隨著美蘇冷戰,中共統一大陸以及朝鮮戰爭等一系列事件後,日本對於美國的戰略地位愈發重要。二戰後美國對於日本社會在政治、文化上的改革許多都趨於停滯,相反美國為了自身利益對日本的右翼進行了扶持,57年在國內掀起了反共高潮。右翼勢力以被遠東國際法庭釋放的A級戰犯岸信介、兒玉譽士夫為主,這些人本就是戰爭邏輯的崇拜者,而在政壇重新起勢後又大肆宣揚右翼言論。他們宣稱日本不是被亞洲國家打敗的,在1945年日本的戰鬥力足以保衛本土很長的一段時間,日本是被美國的原子彈擊敗的,日本人民本身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這種言論影響了一批民眾,在日本快速重建再次騰飛的時候這種說法符合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美日在簽訂《日美安保條約》後,美國就開始重新武裝日本,將其構築為反攻的前沿陣地。雖然《和平憲法》明確規定不能擁有軍隊,但美國以警察預備隊為基礎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實際上並沒有徹底消滅存在於國內的武力。很多日本民眾心中有著武力征服的邏輯,而美國卻並沒有讓武力在日本國土上消失,而是在戰爭結束短短幾年後就重新武裝其軍事力量,隨後右翼勢力也借此大力鼓吹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掙脫戰爭失敗的枷鎖,這些因素對於日本民眾正確認識戰爭問題都是不利的。

德國相較於日本,領土被分區佔領,隨後導致了東德西德的分裂長達數十年,整個國家滿目瘡痍,這些戰爭的創傷每一個德國人都有切膚之痛。此外,戰爭的始作俑者一個個被清算,整個國家的民主化、去納粹化和非軍事化也進行得極為徹底,也正是這些原因才會讓德國民眾深刻反思自己在戰爭時期的行為,並出台種種措施防止類似情況再度發生。然而日本本土除了兩顆原子彈外並沒有遭受到任何實質性打擊,戰後的改造也不夠徹底,使得根植於日本國民思維中的一些固有觀念沒有及時清除。

然而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中國一方在對日問題的處理上也有不足之處。在新中國成立後,台灣與大陸已經分屬兩個陣營,在對日的問題上也不可能具有統一的態度。首先在對日和會上因為政治原因,國共雙方都沒有被邀請參加,而在1952年日本又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雖然大陸方面一直否認這兩個協議的,但是在日本國民看來對於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了,因為這是日本與同盟國勝利一方所簽訂的和平條約。而對於戰犯的懲處,對於戰爭賠款的追討,對於日本國內的制裁等等問題也因為中方沒有一個統一的訴求而沒有得到合適的解決。(在簽訂舊金山條約時台灣方面放棄了賠款)

而到了七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中「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更多地成為了一種政治口號而沒有得到具體施行,相反在五十年代時中國大陸就已經釋放了一千餘名日本在押戰犯,而在田中首相訪華時中國又提出免除日本的戰爭賠款。《舊金山合約》與美國簽訂合約,52年與台灣簽訂合約,這期間也陸續支付了對韓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的賠款,而現在與中國大陸也解決了賠款的問題,並且雙方建交後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貸款。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這些行為體現了政府的大度和妥協合作精神,但是這不可避免地給日本國民造成了一種印象,即關於二戰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

如果想徹底解決中日之間看待關於戰爭的問題,最好的時機應當是中日建交最初的時間,國際局勢相對緩和雙方溝通對話的渠道也較為通暢,經歷過戰爭的一代還沒有完全老去,而戰後新成長的年輕人很多還處在受教育的階段。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貽誤了大好時機。戰後日本國內雖然沒有遭受毀滅性打擊,但物資的極度短缺、大量孤寡人員等社會問題也是非常嚴重,再加上原子彈的破壞、外國人對領土的佔領,也會使得國民產生受害的感覺。而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戰爭年代,對於戰爭中日本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傷害有深刻的體會,相反因為駐日美軍問題、朝韓問題、日本與中韓俄的領土爭端等二戰的遺留問題產生了自己也是受害者的意識。一方面,很多年青人覺得從二戰結束到中日建交後日本已經賠償了三十多年,究竟追究責任什麼時候才是頭?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無論是戰爭還是戰爭後日本也是受害者,那些軍國主義分子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今天的日本民眾不應該再繼續為此承擔痛苦。

今天當我們提及一批日本國內的極端勢力的時候認為他們破壞了和平,而日本國內民眾看到國內那些連「南京***受難者紀念館」與「南京***紀念館」都分不清的「愛國」者時會不會也認為是這些人挑起了矛盾。對於戰爭的反思從來不是某一個國家自己的事,有些問題我們也同樣需要反省。

【高磊的回答(2票)】: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張健教授在《試論日本戰後改革的不徹底性》一文中指出,美國佔領時期的對日政策也導致了日本二戰反思的不徹底。

試論日本戰後改革的不徹底性--《日本學刊》2004年01期

由於該論文無法提取出文字,以下僅列出部分觀點:

1.東京審判提前結束,戰犯回歸政壇。

2.法西斯派官僚大部分保留原職。

3.天皇保留,作為國家象徵

4.暴力結社保留

5.財閥重新集結

6.美國對日佔領為「單獨佔領」「間接佔領」,使日本產生了只對美國負有戰爭責任的錯誤認識。

1951年,美國官員Robert.D.Textor 的 Failure in Japan 可供參考。

【王為師的回答(0票)】:

簡單來說,是為了推卸天皇的戰爭責任。

二戰時期,日本軍隊完全效忠於天皇,但是戰敗後卻並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如果現在日本完全承認二戰時的戰爭錯誤,立刻就會有人質疑當時天皇的戰爭責任為何沒有遭到追究,為何天皇未被當作戰犯。所以為了保護天皇,日本只能一再模糊其二戰的責任,也就出現了現在日本政府的道歉再模糊事實,再道歉再模糊事實的現象。

【吳凱的回答(0票)】:

原因很複雜,我想一個歷史因素是舊制度即明治天皇國策正統性的含糊保全。這是美軍對戰後日本的地緣政治定位和彼時智庫對日本作為觀察對象的描述傾向決定的,保留天皇制和戰時多數內閣大臣打理戰後初期的日本等等都是這考量後的定位的體現,深刻的反思是有過的,不過被美軍設立的審查署和諧了不少。詳細內容請參看《擁抱戰敗》。

【洪令錦的回答(0票)】:

一言以蔽之,被打的不夠疼,若是像德國那樣被敵國攻佔首都,全國都成為一片焦土,最後國家分裂幾十年的話,日本人會反思的比誰都勤快。

但是得有個前提,就是日本人要放棄他們的大陸野心。

標籤:-政治 -歷史 -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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